胡适与鲁迅怎么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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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与鲁迅怎么样

胡适与鲁迅怎么样
五四时期灿若繁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,胡适和鲁迅是最耀眼的两颗星.这两位学人共同开辟了新文化运动的战场,可是在打完最初的战斗之后就分道扬镳,在为文和为人两方面都走上不同的道路,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.这两位五四学人代表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知识分子中的两种典型,因此对他们的比较成为一个有趣的课题.邵建先生的著作《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：胡适与鲁迅》（以下简称《胡适与鲁迅》）就是针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. 《胡适与鲁迅》梳理了胡鲁两人大量的著作、文章、书信、访谈、生平事迹等材料,从中分析两个人的相同与不同.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、都是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,这是人所共知的,所以分析的重点当然在不同点.两个人的差别涵盖很多方面：处世态度,胡力求宽容,鲁“一个都不宽恕”；写作风格,胡平实温和、坚持理性,鲁尖锐犀利、不惜讽刺挖苦甚至以骂入文；关注的领域,胡从思想文化转向政治,鲁则坚守文化和国民性；思想资源,胡坚持英美自由主义,鲁则从进化论转向苏俄共产主义；社会改造方案,胡主张改良,鲁主张革命；等等.两个同时代的思想家,具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点,固然是文化学术界的常态,但深层次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思考. 笔者认为,从邵建先生书中整理的材料来看,胡适和鲁迅如此之多的不同,归根结底在于对一个重要问题的态度：是否认同价值多元化.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,毫无疑问他肯定价值多元——并非每个问题都有唯一的正确答案,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价值或目标,它们都是值得追求的.所以,胡适对待论敌的态度是宽容和温和的,受到别人的攻击常常并不还击,因为他认为没有人有把握掌握唯一的真理.而鲁迅,从他的文章和言行来看有一元化的倾向.他倾向于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,所以在论战中不惜使用各种攻击性的言辞,不依不饶,直到分出胜负为止.这是不同的文化性格,也是不同的道德观和政治哲学.价值多元化与一元化之间的分歧,是每个人和每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. 与这种分歧对应的,是更加深刻的不同——精神气质的不同.胡适所代表的,是严谨的、从现实出发的传统.他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宪政、完善制度,这是从人性不完美的现实出发的.人性的不完美、也不可能完美,也是他从思想文化转而关注政治制度的原因.他的社会改造方案是改良、反对革命,因为他不相信用暴力手段能够争取到正常的社会秩序.他认为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观念是真理,因此主张各种观念公平竞争,所以他对论敌的态度是尊重和宽容.各种观念公平竞争,正是价值多元化的内涵.胡适的种种作风,都显示出“现实派”的气质. 反观鲁迅,则处处透着“浪漫派”的、理想主义的气息.对鲁迅这样的人来说,用制度来约束人性是不彻底的,甚至是徒劳的,所以他一生都关注文化领域,以“改造国民性”为己任.他赞同苏俄革命,因为他希望用激烈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改造的问题.他不能容忍充斥着观念而没有真理的知识界,所以,对于他认为不正确的观念,都要战斗到底,即使对方已经是“落水狗”也要继续痛打.这就是价值一元化的根源.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,他们的言行中充满了激情,这种激情近乎是宗教式的弥赛亚救世情结的翻版. 几十年来,鲁迅以他嫉恶如仇、毫不妥协、永远战斗的姿态赢得了中国大陆几代人毫无保留的尊敬.近些年,由于社会思潮的转变,知识界开始对鲁迅这类知识分子的态度给予重新检讨.历史上,许多大知识分子正因为被激情操控,对于眼前的暴政视而不见,反而站在暴君的身边歌颂“新世界”的来临.鲁迅对于革命后的苏俄社会的看法,也暴露出这样的苗头. 然而,胡适所代表的这一派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失足的记录,《胡适与鲁迅》就讲述了一个例子.上世纪50年代,国民党的高官、台湾省长兼保安总司令吴国桢与蒋介石闹翻以后,离开台湾到达美国,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,痛斥蒋氏父子在台湾建立警察政权,呼吁美国不要用纳税人的钱援助这样的政权.当时同在美国的胡适看到这篇文章,也在杂志发表一篇《台湾是多么自由》,为国民党政府辩护.我们只要了解一点台湾当代历史,就会知道吴国桢的文章更加符合现实.因此,胡适为威权政府辩护成为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,就连和他同一阵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很不谅解.然而,胡适有他自己的逻辑.他认为,要谴责国民党政府必须等回到台湾以后,不应该在国外的报刊上发表.因为知识分子要促进改良,必须和现有的体制合作,因此就必须维护现有体制而不是摧毁它.这种考虑当然有一定的道 理,但与胡适早年高调追求自由的言论并不一致.可见,从现实的、改良的观点出发,也有可能走向维护暴政的立场. 胡适和鲁迅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性格、两种态度、两种精神气质,很难说孰对孰错,但两者之间却是每一个知识分子、特别是关心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都绕不过的一个选择. 《胡适与鲁迅》这本书从大量的材料出发,为今天的读者构建了一个参照系.当然,对书中的一些具体结论笔者并不一定赞同.比如,笔者认为,书中对鲁迅的检讨往往过于严苛.再比如,早期的鲁迅虽然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,但因为他主要关注思想文化领域而很少对政治发言,那么他是不是一个“反自由主义者”,则值得商榷. 我们处于一个快速发展、剧烈变动的时代,当今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、承受的诱惑,比起前辈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.因此,如今的知识分子需要从前辈的经验教训之中寻找精神的依托.《胡适与鲁迅》这本书所做的研究是追寻前人的足迹,更是为今人提供一个导航的坐标.它可以帮助今天的知识分子,在现实与浪漫之间、改良与革命之间、文化与政治之间、多元与一元之间,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.